本来我还想和他叙叙旧，打打感情牌，听到他这么说，我的心里涌起了一种不详的预感。看来费久宁斯基也是个公私分明的人，朋友是朋友，工作是工作。哪怕他和我的关系再好，可在涉及到各自部队利益时，他就刻意地打起了官腔。

“费久宁斯基将军，”我有礼貌但同时很坚决地说：“对于这批步兵的突击步枪，该如何分配，请您先提一个方案出来，然后我们再进行讨论。”

“好吧，好吧，丽达，既然你让我提方案，那我就说说我的想法，”费久宁斯基笑着说：“那批步枪有三万支，看在我们是朋友的交情上，我给你五千支吧。”

“什么，五千支？”听到费久宁斯基说出的这个数字，我憋了憋嘴，没好气地说：“将军同志，会不会太少了点？”

“不少了，”费久宁斯基笑呵呵地说道：“虽然我们分到了两万五千支，但这么点步枪拿回去，最多只能武装三到四个师的部队，剩下的部队要换装，至少要等到十月以后了。”

“将军同志，我的部队部署在离德国人的对面，随时有和他们交战的可能，如果没有优良的武器，我们在战斗中就会付出惨重的伤亡。”在这位既是朋友又是兄长的老上级面前，我厚着脸皮说：“要不，这批武器我们还是一人一半吧，您看行吗？”

“不行，坚决不行。”我的话一出口，便招来了费久宁斯基的坚决反对：“给你五千支步枪，都是看在我们是老交情上，否则我一支枪都不会分给你。”

“将军同志，”我继续说道：“您既然是我的老上级和朋友，就应该照顾我一下，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部队，因为装备差而伤亡殆尽，让我当一个光杆司令员吧？”

坐在我对面的华西列夫斯基看着我这样叫苦不迭的样子，不禁哑然失笑。而电话另外一端的费久宁斯基显然也陷入了为难，过了好一阵，他才说：“好吧，丽达，既然你这么说，我就再给你添点，七千支，就七千支，这是最后的数字，不准再和我讨价还价了？”

“拜托，拜托，将军同志，能再给我添点吗？”我联想到后世那些年轻姑娘在商店里，和老板砍价的情形，忍不住也用到了和费久宁斯基的谈判中，不过这嗲嗲的声音说出来后，我自己都浑身起鸡皮疙瘩：“再添一点，我不要太多，给我一万支就行了。好不好吗？”

我说这话时，无意中瞥见华西列夫斯基和舒米洛夫捂着嘴，笑得前仰后合的样子，忍不住尴尬地冲两人笑了笑。估计对面的费久宁斯基也快被我的这个声音折磨得受不了了，所以他一咬牙，干脆地说：“好吧，九千支，多一支都不行。如果你还觉得少，那我就一支都不给你了。”

我听到费久宁斯基这么说，觉得自己的目的基本已达到，便借坡下驴地说：“好吧，将军同志，既然是这样，九千就九千。谢谢，谢谢您的慷慨！”

“好了，丽达。”听筒里传出了乌斯季诺夫的声音，“费久宁斯基将军已被你气走了，你还有什么事情要对我说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就挂电话了。”

“请等一下，人民委员同志。我还有事情要对您说。”虽然解决了一部分步兵的装备，但坦克兵的装备还没着落呢。德军的虎式坦克，连苏军目前最好的t—34都束手无策，更别说那些早期的t—26之类，将这样的坦克投入战场，除了让德军的坦克兵当靶子打以外，根本就派不上多大的用处，所以我打算从乌斯季诺夫这里多要一些新式的t—5455坦克，来装备别雷上校那个新组建的第33坦克军。

“有什么事情快说吧，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。”乌斯季诺夫催促道。

“人民委员同志，”我用恳求的语气说道：“第33坦克军里装备都老式坦克，可不是德军坦克的对手，不知道您能给我们补充一点新式坦克吗？”

乌斯季诺夫沉默片刻，接着瓮声瓮气地问：“你打算要多少？”

我想到刚刚华西列夫斯基曾说过，目前兵工厂的产量，只能达到每月步枪七万支，坦克一百七十辆的水平。如果要的太多，乌斯季诺夫肯定不会同意，所以我斟酌了半天，最后试探地问：“人民委员同志，能给我三百辆坦克吗？就是那种产量比较大的新型坦克。”本来我想直接说坦克的型号，但看到屋里有舒米洛夫这样保密级别不够的指挥员在，所以只能含糊地用新型坦克来代替。

“什么？”乌斯季诺夫被我所说的数目，刺激的惊叫起来：“喂，我说丽达，你知不知道目前我们兵工厂的月产量有多少吗？”没等我回答，他就自问自答地说，“步枪十一万支，坦克二百二十辆。可你一开口，就要三百辆，要知道那可是一个多月的产量，要是都给你们集团军，那些坦克集团军该怎么办？”

我听到他所说的装备产量和华西列夫斯基所说的有出入，不由愣了愣神，但很快想起，是我记错了，华西列夫斯基说的是前二十天的产量，而不是全月的。

乌斯季诺夫没好气地说：“……以我们兵工厂现有的制造工艺和规模，生产一辆新型坦克的制造工时是七千个，只比t—34在1940年投产时的八千个工时略低。要想缩短制造工时，至少要等到1944年5月，那时才有可能下降到四千工时左右……”

在急匆匆地说完一系列的数据后，乌斯季诺夫毫不客气地回绝我说：“丽达，这件事别说是你，就算是朱可夫或者最高统帅本人出面，我也不可能给你那么多的坦克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