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是这样的，卢涅夫同志。”面对这位内务部的第一副部长，阿巴库莫夫非常客气地说：“我们从缴获的一份德军资料里，得知在1942年6月时，他们曾经俘虏了一位女性指挥员。我们推测这个人可能是奥夏宁娜将军，所以将她叫到这里来询问一下。”

“阿巴库莫夫同志，”卢涅夫松开我的手，走到了阿巴库莫夫的面前，表情严肃地问：“你要审查奥夏宁娜将军，有没有向斯大林和贝利亚同志请示过？”

“副部长同志，”阿巴库莫夫听到卢涅夫的质问，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这是我们反间谍总局的职责，不需要事先进行请示。对不起，我们正在进行询问工作，请您先回避一下吧。”

“你…”卢涅夫用手指着阿巴库莫夫，气得有点说不出话来：“你等着…你给我等着…”说完，他便拂袖而去。

见卢涅夫被打发走了，我的心里顿时开始发慌，原来阿巴库莫夫他们对我的盘问都是私下进行的，要是待会儿他们对我严刑拷打，我是老老实实招供，还是死扛到底呢？不过当初和我一起被俘的军官，都被德国人全部枪毙了，应该属于是死无对证，我还是选择咬死不承认曾经被俘过最好。

“好了，你的靠山已经走了。”阿巴库莫夫冷笑着对我说：“奥夏宁娜将军，我劝你还是和我们合作，老老实实地将你被俘的经历讲出来，否则…”

“否则怎么样？”我用轻蔑的目光望着他，冷冷地说：“难道你就根据德军资料上，一两个语焉不详的记载，就要随便定我的罪吗？”

“啪！”阿巴库莫夫将文件夹摔在了我面前的桌上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你以为你不承认，我们就拿你没办法吗？我们有很多办法，会让你老老实实地招出我们所需要的内容。”

“阿巴库莫夫同志，你这是打算屈打成招了吗？”我毫不退让地说：“我相信到时候你交上去的供词，是没有谁会相信的。”

就在我们针锋相对的时候，墙边的电话铃忽然响了起来。军官走过去拿起电话听了片刻，脸上顿时露出了惊恐的表情，他将话筒伸向了阿巴库莫夫，说道：“是贝利亚同志的电话。”

阿巴库莫夫接过话筒贴在耳边，刚说了一句：“我是阿巴库莫夫……”随后我就听到听筒里传出了一连串的怒吼声，因为对方说得太快，我没有听清具体的内容，但从阿巴库莫夫不断变幻的脸色，我知道他正在遭到训斥。

过了好半天，他放下电话，走回到我的身边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好了，奥夏宁娜将军，这里没您的事情了，您可以回去了。”

我站起身，掸了掸衣服上并不存在的灰尘，冲阿巴库莫夫冷哼一声，转身走出了会议室。

在顺着走廊朝外走的过程中，我还在想，难道是卢涅夫去通风报信，贝利亚给我解围的电话才能来得这么及时？但转念一想，又不像，因为卢涅夫离开会议室只有几分钟，估计还没走到他自己的办公室，哪里来得及打电话通知贝利亚呢。

当我带着这个疑问走出内务部大楼时，停在路边的一辆黑色轿车后排的玻璃被摇了下来，露出了罗科索夫斯基那熟悉的脸庞。他冲我挥手招呼道：“丽达，快过来！”

我上车后，好奇地问罗科索夫斯基：“元帅同志，您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”

“你和那位军官离开后，我也出了咖啡馆，正巧看到那辆车的牌照是属于内务部的，我当时就犯了嘀咕，觉得朱可夫找你，怎么可能用内务部的车呢？”罗科索夫斯基向我解释道：“于是我给朱可夫打了一个电话，才知道他根本没有找过你。他在知道你被内务部的人带走后，一边安排人开车来与我汇合，一边将这件事向斯大林同志进行汇报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啊，”我听完罗科索夫斯基的解释，这才恍然大悟，“怪不得贝利亚的电话来得这么及时，要是再晚一点，没准我就被他们送进审讯室了。”

“阿巴库莫夫把你骗到这里，究竟有什么事情？”罗科索夫斯基好奇地问道。

我把事情简单地向罗科索夫斯基做了一个介绍后，好奇地问道：“元帅同志，我们接下来去什么地方？”

“去参谋总部，这次是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要见我们。”罗科索夫斯基说完，便吩咐坐在前排的司机，“开车，去参谋总部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