挑选的具体条件是：

一、家境并不富裕，但学习和工作认真；

二、孝顺父母，尊重长辈；

三、有强烈的爱国心；

四、目前没有工作或虽有工作但不如意。

在之后的二十多天里，周家庆先后收到了三十多封信，各地的老同学们在信中，为周家庆提供的毕业生有九十多名。

刘潇按照信中提供的名单，以中华上海爱国教育促进会的名义，分别给这些学子发出邀请信，邀请他们前来上海商谈工作问题，随信附上来回的路费。地址是上海市公共租界吕西纳路，大舅家附近刘潇包租的一个公寓里。

为了让中华上海爱国教育促进会名副其实，成为自己今后进行各项工作的临时指挥和决策机关。

刘潇让周家庆通过上海法租界华人督察长的黄金荣，办理登记了中华上海爱国教育促进会的所有法律手续，

刘潇把之前大舅介绍给自己，通过考察合格的四名复旦大学应届毕业生，安排在中华上海爱国教育促进会，负责促进会有关接待工作。

同时把周家庆推荐的，经过自己挑选的财会人员共四名，全部纳入到中华上海爱国教育促进会来，根据每个人的特长，分配了具体的工作。

经过一番折腾，“中华上海爱国教育促进会”的招牌，被挂上了刘潇租下的那座公寓大门旁。

挂牌后的四天，第一批手持邀请信的六名学子，在不同的时间里，先后到来了中华上海爱国教育促进会。

每一个来人，都受到一楼工作的年轻人热情接待，并在接待处工作人员递来的一张表格上，按要求填写了自己的履历。

之后，来人拿着表格上楼，与中华上海爱国教育促进会的“刘秘书”见面交谈，交谈的时间为三十分钟。

刘潇认真诚恳地同每一位学子进行了轻松愉快的交谈。谈话内容涉及到学习、生活、对目前工作的感受，个人的理想，对中华文明的认识，对国家未来的设想，是否原意出国学习，学成回国报效祖国的愿望等等，内容广泛而深入。

由于刘潇在未来世界的心理学成绩是a+，所以同这些学子的谈话，采取了引导的方式进行，刘潇只提问题不进行反驳或辩论。

这样形式的交谈，在当时的现实社会里，显得那样的轻松、随便和新颖，让来访的每一位学子有了一种畅所欲言的快感，同时也对这位看似年轻的“刘秘书”产生了好感。

整个谈话过程中，刘潇始终保持微笑，时而在小本子上看似随意的写写划划，把自己对每个人的看法记录下来，时而将谈话转道另一个问题上去。既保证了谈话的质量，又显得愉快轻松。

二十多天的时间里，刘潇先后同九十多位学子一一谈了话，谈话都是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进行。

每次谈话结束后，刘潇总是亲自把来人送到门口握手道别。临别前告诉他们：请回去略微等待一段时间，中华上海爱国教育促进会一旦研究决定了，将会在最短的时间里去信通知他们。

这一切，让来到上海的学习们感觉到既兴奋又神秘，好奇心促使他们总想搞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，这种情节始终在学子们的脑海中萦绕着，直到后来进行的那场演讲。

最后一名学子谈话结束后的第十天，有八十六位学子收到“中华上海爱国教育促进会”的邀请函和寄来的路费，邀请他们尽快赶到上海商谈具体的事项。

被邀请的学子们，怀着一种兴奋和神秘的心情，陆陆续续的来到了上海。

每到一批学习，刘潇都要亲自去火车站迎接，并将他们送到“男孩之家”西面的二层楼内，一一的安顿好。

现在东、西两面楼房内不再是空空荡荡的了。

安顿在这儿的大学学子们，看到“男孩之家”的孩子们，每天整齐的列队、出操、吃饭、上学，感觉到特别的新鲜和惊奇。有的学子还主动加入到孩子们每天的晨练中去。

可当他们真的和男孩子家的孩子们一块跑步的时候才发现，自己的运动水平在这些不起眼的孩子们跟前，根本就不值得一提。更别说去翻越孩子们熟练掌握的高墙和障碍了。

看到自己的“小丈夫”现在居然开始忽悠起比他大接近头十岁的大学生，阿玉心底直往上泛凉气。

“这少爷到底要玩什么把戏，他能镇得住这些有文化的大人吗？同时自己负责管理的人又要增加了。”

想到这里，阿玉的头皮直发麻。

从第一次邀请函发出开始，刘潇就安排人将东楼的一楼隔成四个教室，二、三楼成了学子们的宿舍，西面训练楼的三楼也隔成一个个语音教学小隔间，一楼体能室所有的体能训练设施被拆除以上了二楼，在一楼搞起了类似大学的木质阶梯教室，一面超大的黑板架在教室的南面。

所有被邀请的男学子，全部入住在东面的宿舍楼里，十二名女学子则被安排在刘家公馆二楼的客房内，每日三餐按时统一在“男孩之家”的食堂就餐。

学子们对这样的安排进行了询问，可得到的回答是：就业前的业务培训。

入住的第三天，所有收到邀请函的学子们全部到齐。

这天晚饭后，学子们被告知：明天上午7:30，请所有的同学准时到阶梯教室集中，届时将有名牌大学的教授前来演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