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灵反驳道：“常林欠债在先，非义也。潘君艺索债，常林拒之，又生口角，只是寻常殴斗。常林之子助父行凶，若以孝道遮掩，减其刑罚，如此，天下人但有为非作歹者，其子岂不是都可以助父为虐了？”

赵久龙眉头一挑，道：“程寺直口口声声说常林欠债在先，是为不义。莫非足下忘了，七夕之夜，潘君艺见色起意，是以蓄意设赌，引诱常林的事了？若说不义，潘君艺不义在先，何以独责常林之过？”

杨帆嘴角一丝笑意飞快地掠过，他就知道，这两人相争，必定会谈到谁先有过错这个问题。御使台当初给他设了个套，只要他同情常家，想为常家父子减罪，就只能为御使台所用。而今，他比御使台更激进一步，御使台这个套就成了给他们自己下的了，只要他们还坚持自己的意见，就不可避免的要在这一点上与杨帆站在一起。

厅外的雨继续下着，而且越下越大。厅中代表大理寺的程灵和代表御使台的赵久龙辩论也愈发激烈起来，两个人把自己所有能讲的理由都说了出来，到后来已经再无新意，只能车轱辘话翻来覆去的抬杠了。

这时候，一直静坐不语的杨帆突然插口道：“本官以为，御使台所言有理！法由情断，潘君艺见色起意，图谋不轨，程氏娘子之死，潘君艺难辞其咎。之后，他又设赌骗人，灵前相欺，如此恶行，神憎鬼厌，自有取死之道！”

赵久龙道：“这么说，杨郎中是同意我大理寺的意见了？”

杨帆马上摇头道：“杨某同意大理寺对潘君艺不义在先，自有取死之道的看法，但是在量刑上，与大理寺又有不同！”

他看了看程灵和赵久龙，朗声道：“法理不外乎情理。情与法，互为轻重，那么谁轻谁重？什么时候轻什么时候重？什么时候不会因为严肃执法而伤了伦理道德，什么时候不会因为重视伦理道德而忽视了国家刑法？”

他左右看看，又道：“这就是我们法官的责任了。区别不同情况，或者法就于情，或者情让于法，或者情法各让一步，以求和谐。”

赵久龙立即插口道：“我大理寺建议减刑，正是这般想法！”

杨帆马上响应道：“御使台能基于这一点考虑减刑，杨帆赞同！不过杨某之所以坚持常之远应无罪开释，自有杨某的道理！”

他慢慢站起来，说道：“朝廷之法，素来重名教。所以，尊长与卑幼发生骂、殴、伤、杀等事时，卑幼一方承担更多责任！父母若殴杀子女，为子女者不能举告父母！父母杀了人，子女也不能告。

可是如果母亲杀死父亲，依我朝律法该当如何呢？两位熟谙律法，应该知道，那时，不论是嫡母、继母、还是慈母，作为子女的皆不再受子孙不得告祖父母、父母禁令的约束，也不再履行为尊者讳的义务，可以而且必须向官府告发！

父亲也是尊长，母亲也是尊长，何以如此呢？因为同为亲情，父亲重于母亲，所以，于孝行之中，又加了尊卑的考量，父亲之亲尊于母亲之亲，因此母杀父，则应当举告。程寺直、赵御使，本官说的对么？”

程灵和赵久龙犹豫了一下，勉为其难地点了点头，本朝律法如此，他们也辩驳不得。

杨帆又道：“我大周律规定，祖父母、父母被人殴打，子孙当即殴击对方，若打伤对方，比照普通殴伤罪减一等处治。杨某想请教两位，他人殴打了自己的父祖，自有官府衙门可以惩办啊，告到官府不就行了，为何法律规定子孙应该马上还击解救尊长呢？”

赵久龙道：“这是因为做子孙的，有对尊长尽孝道的义务。眼看尊长被殴打，却不施救，只等事后举告到官府，这为人子女的孝道何在？若因有官府庇护而放弃孝道伦理，难道立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败坏道德吗？不过……”

赵久龙皱了皱眉，道：“不过这与你我所议有何关系？常之远救父，我御使台本就认为理所应当。只不过，救父固然是出于孝道，当时却非一定要杀人才能救父。杀人就是违法，救父乃是行孝，所以御使台取折衷之策，建议减刑，有何不对？”

说到这里，两人不知不觉间，已经把大理寺丢在了一边。本来是死罪、减刑、无罪这样三个话题，在杨帆巧妙地诱导下，已经把死罪抛到了一边，变成减刑和无罪之争了。

（未完待续）